王安石變法的命運：
1、保守派反對變法，對變法百般阻撓和破壞；
2、王安石提出“三不足”的思想，堅持變法：
�。�1）目的：駁斥保守派以“天變降罰”作輿論武器，破壞變法。
�。�2）內(nèi)容：“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3）意義：駁斥了反對派的謬論，顯示了他過人的膽識、智慧能力和勇氣。
3、宋神宗對變法的態(tài)度的變化：
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宋神宗態(tài)度的動搖不定，使變法的過程更加艱難和曲折。這一過程，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支持王安石，變法順利進行──態(tài)度動搖，1074年王安石辭職──1075年，恢復王安石職務，繼續(xù)變法──和王安石意見不一，1076年王安石再次辭職，法令陸續(xù)廢止，王安石退居江寧至死。
4、司馬光當宰相，廢除新法。
變法派與保守派：
變法派與保守派的對立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始終存在變與不變的激烈爭論，形成了變法派與傳統(tǒng)派（反變法派）的激烈對立，并進而形成了黨派之爭。
從地域上講，改革派大多來自南方。在我們選取的16位改革派（神宗除外）中，竟有13位是南方人，將近80%。這一方面證明了宋代經(jīng)濟文化重心南移的事實，隨之而來的是南方籍官員在朝廷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南方人士在思想觀念方面較北方開明，南方人士較少受傳統(tǒng)觀念的束縛。在傳統(tǒng)保守派中，北方士人的比例大大加強，差不多要占到50%，這也決不是偶然現(xiàn)象。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都是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最深的地區(qū)，是宋代商品經(jīng)濟不太發(fā)達的地區(qū)。這些地區(qū)的士大夫們不太容易受新觀念的影響，他們對思維活躍的南方士人是既嫉妒又鄙視，因此，他們很容易結成聯(lián)盟反對南方士人為核心的變法派。盡管宋神宗和王安石對他們過于保守的態(tài)度十分不滿，但非常尊敬他們，并沒有因為反對而把他們清掃出門，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神宗是一位有開拓精神的帝王，他沒有被太祖圣訓所束縛，對南北士人是一視同仁的。
從年齡上講，兩派有明顯的差別。以熙寧四年（1070年）為計算標準，變法派16人（呂嘉問、王子韶除外）的平均年齡為40.9歲，傳統(tǒng)派19人的平均年齡為56.5歲，兩派年齡差為15.6歲。這一點盡管說明不了大問題，但它表明，人在年富力強的階段，易于充滿進取和冒險精神，不甘心被傳統(tǒng)所束縛。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守成心態(tài)漸強，樂于維持而不愿意變革，追求那種“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的理想。宋神宗此時正是20多歲的小伙子，年輕氣盛，欲有所作為而大量引用年輕人是不難理解的。
從任職上看，改革派多在京師且身居要職，掌握了朝廷行政、人事、監(jiān)察、財政等大權，這是改革的需要，否則改革是無法進行下去的。而傳統(tǒng)派則不同，他們很多原為前朝重臣，熙寧初年一般都在朝廷任職，而隨著變法的深入進行，他們越來越不合時宜，大多都被貶到地方任職。這些資歷頗深的官員離開京城，對變法的加速進行無疑是有好處的；但他們遍布各地，掌握地方大權，卻無形中又成為變法實施的阻力。這是一對矛盾，但當時宋神宗和王安石解決不了這個矛盾，因為他們既要全力支持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又不能對這批老重臣采取過分嚴厲的措施。
新法的兩派對立，實際主要是因觀念的差異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黨”和傳統(tǒng)派“舊黨”，兩派的斗爭延續(xù)了30多年，留下了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變法過程中，盡管變法派往往只占朝廷官員中的少數(shù)，但由于神宗是一位堅定的變法派，他基本上站在變法派的立場上，因此變法始終是向變法派期望的方向發(fā)展的（盡管結果并不盡如人意），傳統(tǒng)派基本處于不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