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末爾簡介：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土耳其語：MustafaKemalAtatürk，1881年5月19日－1938年11月10日），土耳其軍官、改革家、作家和領導人，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被譽為現代土耳其的肇建者。凱末爾最為人所知是他在一戰(zhàn)杰出的軍事能力，同時伴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崩解，他帶領土耳其國民運動并成功在安卡拉建立獨立政府，以杰出的優(yōu)越能力解放了國家并建立了現今的土耳其共和國。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國會向凱末爾賜予“Atatürk”一姓，在土耳其語“Ata”就是父親，“Atatürk”就是“土耳其人之父”之意。1938年11月10日逝世。
凱末爾改革內容及意義：
在取得反帝民族獨立戰(zhàn)爭勝利后，凱末爾政府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現代化道路。
1、政治方面：
凱末爾政府在1922年廢除了素丹制度，1923年宣布建立共和國，1924年廢除了哈里發(fā)制度，實行國家制度的世俗化。原來的奧斯曼帝國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權國家，素丹不僅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是臣民的君主，而且兼任哈里發(fā)。哈里發(fā)是全世界伊斯蘭教的最高領袖，正統穆斯林的精神首腦。因此，政教合一的素丹哈里發(fā)制度，極大地加強了奧斯曼帝國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和政治上嚴重地束縛了人民，是造成土耳其落后、貧弱的主要因素，也是社會進步的障礙。1922年11月，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正式決定廢除素丹制度，1924年3月又正式廢除了哈里發(fā)制度。
2、教育和文化改革：
1924年凱末爾政府通過法令，關閉了宗教學校，取消了公立、私立學校的宗教課程，實行宗教與學校教育相分離的政策。學校教育擺脫了宗教的控制和束縛，由政府教育部管理，開始實行完全的普通教育。在學校教育方面，政府注意實行小學義務教育，在農村建立五年制小學；同時發(fā)展各類專業(yè)學校，培養(yǎng)各種專門人才；高等學校也有擴大。
字母改革在文化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凱末爾政府堅持實現土耳其字母的拉丁化。凱末爾還身體力行，親自授課，教人們如何掌握新字母，被稱為“首席教師”。隨著教育和文字的改革，掃盲和初級教育得到較快發(fā)展。1929年，全國有六十多萬人進入國民學校學習新字母，有150萬人在幾年內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3、法制改革：
政治與宗教分離必然導致法律與宗教分離。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撤銷了宗教基金事務部，廢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確立了國民議會的立法權。1926年2月7日，大國民議會頒布了以瑞士民法為藍本的《民法》，以意大利刑法為藍本的《刑法》，瑞典訴訟法為藍本的《刑事訴訟法》，德國商、海法為藍本的《商法》、《海上法》等，并做出規(guī)定，在總統、議員和政府官員宣誓就職時，不再用宗教儀式，而是表示向國家、法律和人民負責。特別是1924年4月大國民議會正式頒布的新憲法第一條明確規(guī)定“土耳其的國體是共和國”，它還指出“國家主權無限制地和無條件地屬于國家”，實際上從法律上根本否定了素丹、哈里發(fā)和各級神職人員的統治權和政治特權。土耳其人民在法律領域內擺脫了宗教法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現代人世俗化的生活環(huán)境，尤其是廢除了男女不平等的規(guī)定，占半數人口的婦女在政治和社會上的權利得到承認。此外，凱末爾政府還采取措施，破除一系列束縛婦女的陳規(guī)陋習，大大提高了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這具有解放婦女的進步意義。
4、經濟方面：
民族獨立戰(zhàn)爭勝利后，政府以“國家主義”來發(fā)展民族經濟，主張“經濟應該由國家控制”，把一些與社會利益有關的企業(yè)和機構收歸國有，但并不排斥私人資本，給私人資本提供各種優(yōu)惠。國家以國營銀行作為經濟杠桿，調節(jié)公私經營企業(yè)的經濟行為。對外國資本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政策，政府以贖買方式收回了外資經營的鐵路、港口、礦山和公用事業(yè)，建立起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yè)。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土耳其的工業(yè)和交通運輸有了明顯的發(fā)展，1938年比1929年工業(yè)總產值增長80%。凱末爾政府的措施，為土耳其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5、農業(yè)方面：
1925年大國民議會通過法令，廢除了封建的什一稅。但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上，直到1936年，政府才通過關于贖回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少地農民的決定，成效不大。
凱末爾主義原則：
凱末爾主義，這實際上是一種東方的“世俗改革型”的民族主義，主要內容包括在六項原則之中：
�。�1）共和主義或民主共和主義，體現了反對專制主義，堅持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體原則；
�。�2）民族主義，體現了保衛(wèi)土耳其的領土完整、民族獨立和國際上應有地位的原則；
�。�3）平民主義，體現了公民主權，即國家主權屬于全體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4）國家主義，體現了以國營經濟為基礎，同時積極鼓勵私人工商業(yè)和堅持獨立自主地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則；
�。�5）世俗主義或反對教權主義，體現了反對伊斯蘭封建神權勢力干預國家政權、法律、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原則；
�。�6）改革主義，體現了反對滿足現狀、盲目保守和聽天由命的思想，體現了堅持不懈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的原則。
凱末爾改革影響：
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凱末爾政府的改革，促使土耳其走上民族國家復興和現代化的道路，它代表了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
改革的中心內容是反帝反封建，而反神權是反封建的重要內容之一。
1、政治方面，政權、社會同宗教的分離，有助于鞏固民族獨立和共和制度，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
2、經濟方面，基本上改變了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生產方式，使土耳其基本上擺脫了封建主義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奴役，初步發(fā)展了民族資本主義；
3、化教育和社會習俗的改革，振奮了民族精神，堅定了人們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凱末爾的改革是同時代亞非半殖民地國家中惟一取得成功的一次改革。
4、末爾在政治和社會改革中存在明顯的不徹底性，經濟改革的缺陷是：
國營企業(yè)管理不善，缺乏效率，忽視了農業(yè)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響到最大資源的開發(fā)。
對凱末爾改革的幾點評價：
末爾為土耳其選擇世俗化發(fā)展方向具有非凡的遠見和魄力。近代以來，在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旨主義和世俗化成為兩種并存的趨勢。世界在不斷地發(fā)展變化，無論在科學技術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表現為強者為先。而奧斯曼土耳其與時代相比，則顯得過于沉重，拖著龐大卻不堪一擊的軀殼蹣跚于歷史之后。用一句話概括而言，此時的奧斯曼土耳其已失去生存和競爭的機制。而主要原因便在于宗教在國家、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方面對人們的思維與行動進行層層包裹，使國家日益沉重落伍，沒有生氣。在軍事勝利之后，凱末爾毅然為土耳其選擇了世俗化方向，凱末爾要為土耳其引進新的生存機制，將土耳其推向世界，在與世界共同前進中謀求自身的發(fā)展。而這一切并非一兩個法令便可以改變，在凱末爾面前有著重重的困難。幾個世紀以來，伊斯蘭教無論在人們的思想上，還是行為上都已內化為一種感情傾向。土耳其人對哈里發(fā)的愚忠，而且世俗化改革不僅會引起本國人民本能的憤怒，還會招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不滿。哈里發(fā)制的廢除也使土耳其不再擁有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這一切都在考驗著凱末爾，而凱末爾以堅定的態(tài)度為土耳其選擇了世俗化的方向。歷史正是被這些有遠見卓識且勇敢堅定的人所譜寫的。
改革中的西化是為了促進民族的獨立。凱末爾推行世俗化的目的是在于把國家推向現代化，為國家引進新的生存機制。而凱末爾在改革過程中都是以西方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為標準的，在拋棄舊文化的同時，進行了全盤西化，而全盤西化與土耳其民族發(fā)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在這方面凱末爾心里有三點明確的認識。首先，凱末爾承認現代西方文明的先進地位，西方征服世界靠的就是自身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強者為上，現實不會因為哪個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而對它的現在表示同情。再者，土耳其要生存就要引進新的機制，給自身以活力。而這個新的機制在凱末爾看來就是要向西方靠攏，只有現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能挽救土耳其。第三，凱末爾明確強調西化的目的是為了增強自身實力，促進自身發(fā)展，為自己贏得真正獨立的資本，而絕非倒向西方。凱末爾在改革過程中表現的極端西化這一點，在現代史的改革浪潮中是非常顯著的，但凱末爾的極端西化是由于凱末爾深感土耳其的落后和凱末爾極端化的性格造成的。凱末爾的出發(fā)點是為了民族獨立，而且也收到了實際效果。
凱末爾改革是一次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以世俗化為主要內容，廢除了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的傳統地位，力爭從政治體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國家推向現代化，而在現代化方面，則是以西方文明為標準的。凱末爾改革雖是以世俗化為主要內容，但也涉及經濟領域。不管對凱末爾改革有何種評價，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凱末爾改革的歷史功績：現代土耳其在各個方面所遵循的原則，基本上是凱末爾時代留下的。戴維森在《從瓦解到新生》中這樣寫道：“雖然土耳其在他（凱末爾──引者注）死后走過了漫長的道路，但這個國家所遵循的原則基本上還是他生前制定的指導方針：建立及捍衛(wèi)疆域有限的土耳其民族國家；啟迪土耳其人民的民族意識；擺脫伊斯蘭教對國家法律和教育的控制；不但要物質生活西化，人們的思想及風俗習慣也要西化……”
──李麗潁：“試論凱末爾改革”，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耳其的改革也有缺陷，這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面。土耳其共和國沒有給予公民應有的權利。雖然書籍和刊物比較自由，國內也沒有恐怖氣氛，但仍沒有民主。凱末爾曾想創(chuàng)建一個反對黨，但一當這個黨真正成為反對黨時，他就被嚇得退避三舍，急忙宣布解散。在實施國家主義階段，政府也想在其中加強控制。1931年1月，一個半官方報紙甚至宣布政府將在全國“創(chuàng)立一個類似法西斯組織的青年組織”。共和人民黨實行一黨專政，該黨占據著國家的各級領導職務，粗暴地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人。總統也實行終身制。不同意見沒有發(fā)表的正常渠道。這些現象同后來土耳其政局的動蕩，軍隊的干預無疑有直接關系。
──彭樹智主編：《二十世紀中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