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立世，孔子說應(yīng)“
君子坦蕩蕩”，豈有不可與人言之事？所謂不可言，無非是于己不利罷了。而真正的君子，敢于暢快地奉獻
自己，言所謂“不可言”。
嵇康的
朋友山巨源投靠司馬氏后平步青
云，人世的榮華與富貴盡有，于是他也
寫信給嵇康，邀他出來一同為官。但是司馬氏的冷血弒君上位，是嵇康一直以之為恥的，而昔日友人的變節(jié)上位的行徑更讓他痛心不已，于是他憤然提筆寫下字句鏗鏘的《與山巨源絕交
書》。這徹底地撕開了對方糊上的顏面，最終嵇康遭陷害時因信中出現(xiàn)“薄湯武，非孔周”而罪加一等，英年早逝，《廣陵散》亦成絕響。
我想嵇康一字字地寫下絕交書的時候他知道這是徒勞的嗎？當然是再清楚不過了，已經(jīng)
放下名節(jié)操守的人又怎會迷途知返呢？但他依然蘸墨疾書，罔顧其他，真是暢快啊！
明知是已不可言了，言無利于人而有害于己，他依舊落筆，只為已經(jīng)禮崩樂壞、士人蠅營
狗茍的時代中能多一絲正直之氣，便犧牲自己又何妨？世人所謂的魏晉
風(fēng)骨，豈不正在這不可言亦言的暢快中嗎？
反觀阮籍，迫于壓力屢次出仕，至于曾任“步兵校尉”而有了“阮步兵”之名。后人仰其詩名，但我以為若論對時代的貢獻，無疑要論嵇康。
伯夷、叔齊亦如是。以下易上是不仁不義的，這是他們的
信念所在。于是他們明知言而無益，卻仍在
路上攔住武王的軍隊，慷慨陳言。武王的不聽從未曾使他們產(chǎn)生過應(yīng)當不言這種不可言之事的念頭。
不言不可言之事，或謂之處世之哲學(xué)，而言不可言之事情，當謂之無畏之勇也。
世事渾濁，能為心中禮樂，直言心中憤慨的人，四海這么大，又有幾人呢？
是啊，魯迅說青年人可以先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
勇敢地前行，忘掉一切利害。時至今日，中國已不乏頗有處世之智慧的人，而獨缺像嵇康、伯夷、叔齊那樣敢直言不宜言、不應(yīng)言、不可言的人。
如果我們新一代的青年大膽放聲，敢于暢快直言，為中國的進步做那些“孺子
牛”，中國
夢當已不遠于吾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