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
1933年—1934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五次“圍剿”，紅軍經(jīng)過一年奮戰(zhàn)，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被迫放棄中央根據(jù)地，開始進行長征。
長征：
直接原因：第五次反圍剿的失�。�
主要原因：左傾錯誤的領導。
時間：1934年10月從江西瑞金出發(fā)到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會師，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
意義：粉碎了國民黨的圍剿，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鑄成偉大的長征精神；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遵義會議：
時間：1935年1月
內容：
1、遵義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決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會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zhàn)的基本原則。
2、對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進行改組，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3、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
意義：結束了“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是中共第一次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黨內存在的路線方針等問題,，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
長征精神：
長征精神形成于工農(nóng)紅軍長征過程中，主要內涵是：樂于吃苦，不懼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勇于戰(zhàn)斗，無堅不摧的革命英雄主義；重于求實，獨立自主的創(chuàng)新膽略；善于團結，顧全大局的集體主義。其主題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
1、時間：1933年秋
2、地點：中央根據(jù)地
3、過程：
1933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200架飛機，向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及其附近的革命根據(jù)地進行大規(guī)模“圍剿”，企圖逐漸消耗紅軍，縮小根據(jù)地，最后尋求紅軍主力決戰(zhàn)，消滅紅軍。這時，博古、李德等全面否定了毛澤東制定的戰(zhàn)略方針和作戰(zhàn)原則，錯誤地用陣地戰(zhàn)代替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用所謂“正規(guī)”戰(zhàn)爭代替人民戰(zhàn)爭。反“圍剿”開始時，國民黨軍占領黎川。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先是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企圖收復黎川，御敵于根據(jù)地之外，令紅軍北上迎敵，進攻黎川以北硝石、資溪橋等白區(qū)敵之堅固陣地，結果屢戰(zhàn)不勝，喪失了主動權。1934年4月，廣昌一戰(zhàn)，紅軍損失很大。國民黨軍隊向根據(jù)地中心進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六路分兵，全線抵御，以堡壘對堡壘，“短促出擊”，大打陣地戰(zhàn)，同敵人拼消耗，使紅軍東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動地位。在反“圍剿”中，毛澤東曾先后提出以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qū)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敵人“圍剿”的正確建議，但博古等人拒不接受。這樣，紅軍經(jīng)過一年苦戰(zhàn)，終于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最后，博古、李德等又實行逃跑主義，于1934年10月，倉促決定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退出根據(jù)地，進行長征。
4、失利原因：毛澤東已被撤銷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左”傾領導人博古掌權。他偏聽偏信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主張，同敵人死打硬拼。
5、結果：紅軍苦戰(zhàn)一年，未能粉碎敵人的“圍剿”，被迫實行戰(zhàn)略轉移。
遵義會議的背景：
1、黨的干部和紅軍指戰(zhàn)員對王明“左”傾錯誤導致中國革命處于極端危險境地的不滿情緒達到了頂點，并在成功與失敗的比較中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正確，強烈要求改變黨的領導的愿望所致。
2、轉兵貴州是紅軍在長征中戰(zhàn)略方針的第一次改變，避免了紅軍覆滅，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條件；遵義會議的內容，指導學生閱讀小字，明確：軍事上是辨明紅軍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面的是非；組織上是改組黨中央領導，解決軍事最高指揮權的問題。
遵義會議意義：
1、遵義會議由于受形勢的制約，它只是從軍事上和組織上糾正了“左”傾錯誤，而沒有從思想上徹底清除黨內的“左”傾思想。
2、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理解：黨的領導從根本上說是對思想路線的領導，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就是從思想上路線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當時的中心任務是軍事斗爭，中央把軍事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就在事實上確立了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3、是中國共產(chǎn)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chǎn)黨在與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系中斷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解決了自己的路線；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則，獨立解決了黨中央領導機關改組問題。改變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chǎn)國際指示和蘇聯(lián)經(jīng)驗神圣化的做法，實際上確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革命全局上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已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政黨，完全可以獨立地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
從數(shù)字看長征：
從中央紅軍1934年10月10日離開江西瑞金開始戰(zhàn)略轉移，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方面軍在陜甘蘇區(qū)勝利會師，長征共歷時兩年。四路紅軍部隊長征途中共轉戰(zhàn)14個省份， 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其中，中央紅軍經(jīng)過了10多個少數(shù)民族聚居和雜居區(qū)，渡過的主要江河有22條，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縣城100余座。
長征中，紅軍平均每天行軍37公里。在中央紅軍368天的行軍途中，15個整天在打大決戰(zhàn)，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zhàn)。為消滅長征中的紅軍，蔣介石調集了國民黨中央軍、粵軍、湘軍、桂軍、黔軍、滇軍、川軍、東北軍、西北軍、馬家軍及少數(shù)民族中反動頭人武裝等10多支部隊數(shù)十萬大軍，千方百計進行圍追堵截。
在中央紅軍的隊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歷經(jīng)艱難險阻，勝利完成了長征，途中沒有一人掉隊，沒有一人犧牲，可謂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一個奇跡。長征途中，紅軍師以上干部的年齡絕大部分都在二、三十歲，紅軍將領的平均年齡僅25歲。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時，在中將以上的254名將帥中，有222人參加過長征。以長征開始時計算他們的平均年齡，9位元帥為36.5歲，8位大將為31.7歲，48位上將為25.9歲，157位中將為23.8歲。